梨园文摘：剧作家纪丁回忆戏剧家邓焰

更新时间：2025-07-24 00:41  浏览量：1

在那一代省文化局正副局长中，还有戏剧家邓焰、著名导演张焕，也是我的忘年之交。

他们在职的时候关心我的工作，教导我的工作，他们退休之后仍然在关心，仍然愿意将我呼唤、欢迎到他们家里去，与我叙谈、与我聊天。我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的时候，这些老局长都及时要我到家里去，与我面谈，与我询问详细情况，然后给我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供我参考。这些老人为什么会成为我的忘年交？我想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几个方面。一来是他们喜欢我这个年青年人，他们感到我这个人有趣味、有情感，与什么人都能谈得来。二来他们看上我的工作能力，我在工作中勤奋、果断，有担当、善出成绩。三是他们喜欢我的文章，无论是文学作品也好，还是戏剧作品和戏剧评论也好，几个老人都喜欢看，看后还常常给我以鼓励和提出善意的批评。四是他们对我寄予厚望，那时文化系统，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不多，特别是在专业上，像我这岁数的人更是甚少，所以他们共同的心愿是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未来有成就的戏剧家。我不细讲细叙了，我用简略的文字记下了这两位艺术家与我的忘年之交、忘年之情吧。

邓焰局长是一位资深的革命戏剧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投身革命，在吕梁山上的临县组建并领导了湫水剧社，以唱晋剧为主。他那时既当社长，又任编导，还出台演唱晋剧须生，所以他不仅有相当的剧团领导经验和管理经验，还有相当的艺术水平。伯乐识马，不知是哪位高层领导赏识了这位人才，当湫水剧社全体演职人员随军南下时，组织上偏偏把他留在了山西，并任命为山西临汾地区宣传部副部长兼临汾蒲剧院院长。人尽其才，自然在他的领导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期蒲剧院的工作搞得非常有成绩。他在与著名编导、副院长赵乙先生的合作下，抓出了戏曲电影《窦娥冤》、传统剧目改编的《薛刚反唐》、《杀驿》、《观阵》等优秀剧目，在全省四大梆子中独领风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调任山西省文化局任副局长，虽然他不直接管戏了，但仍然与戏，特别是蒲剧有着隔不断理不理还乱的感情。我与邓焰局长的忘年交往，也是离不开一个细戏字。我爱戏、我评戏、我写戏，由此引起了他对我的兴趣和偏爱。无论是他任局长还是后来退了下去，都是常愿意把我叫去叙谈，我在他身上学到了沉稳灵活的工作和处事方法，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如何评价一部剧目，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如何认识和对待演员等等。当他得知我要调到山西省晋剧院任职时，他专门把我叫到家里，给我谈了许多剧团领导的工作方法，并一再叮嘱我遇事要沉着冷静，对每个演员要公平合理善待，对名演员要以各个方面关照……。他特别有一句话使我永远牢记，他说：“剧团无大事，今天办不了的事情，明天再办。考虑不成熟的事情，考虑成熟再去办。对于有影响的名演员，要多表扬，少批评，该关照时就得照顾……。”

我在青年团任职的时候，为了使青年演员有上进努力，公平竞争的机会，我将《打金枝》一剧中的“闹宫”一折，分别给三组演员排练。在排练演出的三组演员分别出场，我还特意邀请了老局长贾克、邓焰、张焕以及新上任的局长曲润海、鲁克义、郭士星等领导专家前来观看点评。那天晚上，青年演员们演的很认真、很卖力，而前来观看的领导和专家看的很有兴趣。三场《打金枝》演完后，领导和专家对每一组演员进行了认真的评说，诚心的的指教。

同时新老领导对我这样培养、培训方法给了赞扬，一再说，这样的方法很好，在送他们走出排练厅的时候，邓焰局长拍着我的肩膀，再次夸道：“小纪，你怎么会想出这样的排练方法？我过去干了多年的院长、团长，也没有想用这样的方法来培养演员，这个方法既可以让青年演员相互竞争学习，也可以在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我真是没有想到你把团长当的这样好。”

邓焰局长的夫人在退休前担任山西省戏曲学校的书记，在战争年代也是湫水剧社的演员，她也希望我常到她家里来，一同谈戏曲，一同谈演。因为当年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的演员有六班、七班、九班的三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团的。当年的学生大都是十二岁进校，二十岁毕业，历时八年的学校生活都是在这位老书记的眼皮底下成长过来的，难道她也能对他们不了解吗？每当我去她家时，三个人总是谈兴极浓。这位老书记，还有一个习惯是，每当我去她们家，她总是要拿出一些好吃的让我边吃边聊，或者喜欢留我在她们家吃饭，她总是说没有说完的话，在饭桌上接着谈，时长了也就不客气了。我们在谈到每个演员艺术特点和未来发展时，也总是谈谈这位演员的脾气、性格和人格品德，所以她也提醒我如何对这个演员着手培养教育。

几年之后，我由青年团调整演出团任团长，在工作中与一位名演员发生了矛盾，而且矛盾闹得还挺大，惊动了省委书记。邓焰局长知道此事情况后，立即托人把我叫到他们家，详细问清情况后，他沉思了许久才说：“这件事你办的有些冒失了，当时如果能冷静想一想，能拖上一个晚上再办，你就会用另一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在冲动中办，都是办不好，办不妥的……。”他沉思了良久，接着又说：“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面对事实，要讲原则，要实事求是，要配合组织，把事情搞清楚。但是在一定的时候，应该让时则让，该忍时则忍，作为一位干部，在遇到特殊的事件时，要学会经受冤屈，有时候受尽冤屈，对组织、对自己可能都有好处的。”此番谈话使我心胸大开，也解除了我很多的烦恼，这其实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忘年人之间的谈语，而是邓焰老局长对我一堂极其生动的人生课程。与邓老之间谈人生，但更多的是谈戏曲、谈戏曲人，我们之间谈晋剧、也谈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谈戏也谈演员，谈导演、音乐设计。他对山西的戏了解太多了，对戏曲人也知道和熟悉的很精道和深刻。他不但常常评说他们的艺术，他们的人格与秉性。有一次我去拜访他，他问我你这些时候没有来，又在忙什么？我应答道：“在忙着写剧本，一个古装剧名叫《遗恨马嵬坡》，是写杨贵妃的人生悲剧，这个戏是为蒲剧的武俊英所写。另一个剧是现代戏，剧名暂定为《远山春雨》，是反映中国农民的现实状态。这个本子是为上党梆子张爱珍量体裁衣的。她俩个年龄都偏大了，都有些急迫感，想再拼一下，争取二度梅。”邓老沉思了良久，当然他从来说话都是要经过沉思再沉思的。 他说：“武俊英和张爱珍在唱腔上已经在各自的剧种中创立了新的流派，把两个剧种的唱腔艺术推进和升华了一步，这样的贡献是很难得的。我认为这两位演员最当紧的不是去获二度梅，而是应及时的总结她们俩的艺术经验，广泛的收纳徒弟，把她俩的唱腔艺术继承和发展下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主意还是你们决定。继续排新剧目，夺二度梅花奖，也并不影响总结和传承她们俩的唱腔艺术。再说她俩的年龄也只四十多岁，无论去争取二度梅，还是去总结各自的声腔艺术传带徒弟，都是有机会的。最后还是由你们定，我毕竟是八十多岁岁的人了，我的思考问题方式已经与年轻人差距很大了。”邓老说完又沉思了起来，我熟悉他的表达方式，从时此刻他已经是还想说什么，但又不轻易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别人思维中，他在沉思，我在静默中等候片刻之后，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可是要争取二度梅既要费很大的精力，又要费很多的钱财……。

最后的结局也只不过是由北京的评委证明我们山西戏曲的水平，其实评委证明，远不如我们广大观众的证明有价值……。过去，我们山西的晋剧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为代表的各行当的艺术家，蒲剧有王秀兰、阎逢春、张庆奎、杨虎山、筱月来五大名演，北路梆子有贾桂林、高玉贵、安秉琪等大名家，上党梆子有郭金顺、吴婉芝、郝聘之等大演员。各个小剧种中也有各自的名艺人，然而，这些艺术家都是观众给认可的，是观众给肯定的。他们并没有获过什么奖项……。”话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完全听明白了，我已经领会到邓老语言上的根本与真谛了。尽管我已耗费了很大的辛苦与智慧，努力完成了两部大型剧本的创作。

但我以为邓老说的话很对、很深刻，具有一个剧种久远的意义。所以我把邓老的话变为我的理解，讲给武俊英、张爱珍听，也同时劝导她们放弃排戏，丢弃获奖，一心一意投入到继续对自己声腔的探索艺术的升华及带徒上。她们俩接受了我的“传话”，没有在二度梅上耗费什么心血，而是把精力用在演出、探索、带徒弟上去了。我的那部古装剧《遗恨马嵬坡》，后来由另一位女演员排练演出，导演是著名蒲剧导演韩树荆担纲。我的那部现代戏，也让给了豫剧梅花奖演员去演，参加了中国戏剧节的评奖活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实践证明，邓老思考深刻、观察的很远。若干年后，武俊英、张爱珍两位艺术家虽然都退休了，但她们俩的声腔艺术却在观众中广为流传。

还有一次我们俩在一起叙谈，当谈到戏曲的未来，谈到戏曲的前景，谈到戏曲的接班人时，邓老深深叹道：“山西各个剧种都面临接班人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从省里到各地市的文化主管部门特别重视对新一代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借力于梅花奖的评奖，我省各个剧种都培养和推出了自己的优秀青年演员。而这批优秀演员接过了前辈的班，不但没有使人才断代，而且在这批演员已经占据了自己的地位，但是这批青年演员如今已经是人过中年了，那么未来谁来接他们的班呢？现在这批演员大都是着迷于院长、团长，又忙于演出，已经没有精力去思考和培养他们的接班人了。”邓老谈到此话题时，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我这些年精力都用在创作上了，看似接触了不少院、团，但对这个问题思考的太少。从我写剧本的角度来分析，我每到一个院、团，他们为我提供推荐的演员，不是已获得梅花奖的演，便是已有很成就的名演员，很少有年轻一代的演员。这也说明了当今各个剧种，各个院团都没有把培养青年一代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现在各地院、团的领导人都由名演员担任，在他们的心目中，年轻演员都还不成熟，所以就很少排戏的机会，久而久之，年轻的演员也被放老了……。”

此时，我与邓老都笑出了声。

稍后，邓老又把话题谈到了临汾蒲剧院。他说：“当年在培养‘老青年团’时，一来是‘老青年团’的人才组建时，大都是从各县团已经有小有成就的人抽调上来的，稍作培养和加工就可以成为台柱子了。比如当年的王天明、杨翠花、田迎春等等。二来当时临汾蒲剧院的领导班子很强，又都是懂业务专职领导人。我当时是临汾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蒲剧院的院长，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都放在蒲剧院，而赵乙同志是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兼蒲剧院的副院长，后又任院长。我负责全面，他主管业务，配合的很好，而当时蒲剧五大名演员，除了自己演戏之外，主要精力都用在培养青年演员身上。领导班子的强势和艺术前辈的强势，使青年团组建之后不久就排出了《白沟河》赴京演出，获得了好评。后来成为一只强大的、深受观众欢迎的演出团体。文革之后，蒲剧尤以赵乙为首和李安华为首的两代人倾其余力，培养了下一代，这样才有了任跟心、郭泽民、崔彩彩、雷俊生等人才的出现。可是如今这一代将来已步入中年、老年，后来的接班人又怎么办？现在的大戏剧形式也远不如以前，省、市两级的文化领导人又都不是搞戏的出身，培养人才的问题是极困难的。蒲剧院虽然也招收了一个随团学员班，但据我了解成才率怕是不理想的，娃娃们大都是冲着将来能找份工作而来的，是不学戏料没人管。我总认为获不获奖无所谓，主要是观众的认可，让观众承认……，都这把岁数了，还操别人的心！”

最后一次与邓老见面，已是他病魔缠身的时刻，他及家人已经谢绝来客看望和拜访。他躺在藤椅上，听说是我来了，便给家人说，让纪丁进来吧。他患的是气管炎，说话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我为了不打搅他，只好站在他的身旁，不知说什么好，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我觉得已没有什么用。此时，邓老努力的握住我的手，只说：“以后少写些现代戏，多写些古装戏，以古喻今也是很有意义的。记住作为一个好编剧，真正的成功是为观众写戏。”我记住了邓老的话，并铭刻在心：为观众写戏！

…………

不久，邓老到了另一个世界去了，但我永远的怀念这位老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