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花鼓戏国有剧团的改制及其影响——兼论传统戏曲生态空间问题

更新时间：2025-08-10 07:38  浏览量：1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戏曲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重视，芜湖专区及宣城、郎溪、广德、宁国等县均成立了皖南花鼓戏国有剧团，一批传统剧目得以整理、恢复，一批新剧目得以创排、演出，在皖苏浙交界移民区域广泛传唱，受到普遍喜爱，被誉为“皖南一枝花”，并成为安徽省五大地方剧种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宣城地区皖南花鼓戏国有剧团经过了两次改制，两次改制后皖南花鼓戏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命运，尤其是第二次改制，一些老艺人、老戏迷乃至专家将其视为造成近十几年来皖南花鼓戏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真相到底如何呢？恢复皖南花鼓戏国有剧团能否缓解困境呢？如果恢复，该如何恢复？如果不恢复，又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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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宣城行署响应政策号召，在安徽省率先进行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当时宣城地区有5个国有皖南花鼓戏剧团，改制后，宣城、郎溪、广德、宁国四个县团同时撤销，从原地区团及各县团挑选中青年演员重新组成了宣城地区皖南花鼓戏剧团（宣城和宁国县团各15人、广德县团3人、郎溪县团1人），演职人员70余人，后被称为“天下第一团”，意即皖南花鼓戏唯一的国有剧团。

新组建的花鼓戏剧团阵容整齐，演员基本功扎实，平均年龄25岁，有一定的业务基础和强烈的事业心，包括迟秀云、徐建华、郑淑萍、杨玉屏、李相才、王维平、张教文、沙爱龙、周炳菊等，他们的表演细腻质朴，唱腔优美，配合默契，是一支老中青结合以青年为主的、富有朝气和表演才华的艺术队伍。剧团改制前后，“宣城戏派”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期，推出了《春嫂》《柯老二入党》《姐妹皇后》《羯鼓惊天》《老板娘》等一系列优秀剧目，曾两度晋京演出，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提名奖。

剧团改制对“宣城戏派”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笔者以为，“宣城戏派”之所以成功，最重要、最根本的，缘于改革开放初期喷薄而出的巨大文化需求。还记得小时候，邻村请来了戏班，演了大概三五天，奶奶就带我在亲戚家住了三五天。那时一部戏就要演一天，现在才知道叫连台本戏，是“宣城戏派”第一个创作高峰期的主要形式。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电视普及，连台本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小戏小品成为“宣城戏派”第二个创作高峰期的主要形式。自1987年起，在安徽省戏剧小品大赛中，宣城市连续10年以获奖作品数量最多、获奖作品等级最高称冠全省，并有作品登上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舞台。但自九十年代后期始，随着网络的普及，娱乐方式更加多元化，“宣城戏派”开始衰落，“宣城戏派”作为一种戏剧文化现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对此次改制，业内总体评价是正面的、积极的，但一次性解散了四个县团，仅保留一个地区团，相当部分演艺人才流失，长远而言，对皖南花鼓戏的传承发展似乎也造成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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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宣城市再次对宣城市皖南花鼓戏剧团进行改制，“天下第一团”成为历史，宣城市也沦为安徽省唯一一个没有国有专业艺术院团的地级市。这次改制造成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剧种发展的轨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剧种人才梯队建设出现断层。剧团改制后，大部分人员或提前退休、或转行、或成为自由职业者，仅有少数人员或进入戏协，或组建民营院团，或兼职从事编剧、导演、作曲等工作，继续在皖南花鼓戏传承发展中发挥作用。但目前这批老同志基本在60岁以上，40-60岁的演员、创作人员中优秀的极少。

第二，打造精品力作的能力下降。当前，皖南花鼓戏不缺编剧、导演、作曲等创作人才，缺的是高水平的演艺人才及能承担大戏排演的院团。自1990年《羯鼓惊天》之后，皖南花鼓戏已30多年未晋京演出。2010年剧团改制以来，宣城市排演了6部大戏，其中3部统筹全市民营院团力量共同完成，3部由民营院团独立担纲完成。

第三，民营院团艰难成长，逐步承担起传承发展皖南花鼓戏的重任。据统计，目前全市约有22个民营院团从事皖南花鼓戏演出，其中18个组建于2010年后。这些民营院团在戏曲演出市场不景气的大形势下，生存下来并逐步成长起来。一方面，民营院团打造精品力作的能力逐步提升。虽然相比“宣城戏派”时期，打造精品力作的能力总体下滑了，但自2019年实施皖南花鼓戏孵化计划以来，编剧、导演、作曲、演出等方面都涌现出了一些新人，创作水平明显提升。

最突出的是泾县皖南花鼓戏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和郎溪县皖南花鼓戏剧团，2023年这两个团有3个剧目参加了3次全国性展演，其中皖南花鼓大戏《青檀魂》分别参加了第三届全国花鼓戏优秀剧目展演和第四届全国民营剧团优秀剧目展演。再一方面，民营院团表现出了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相比国有剧团，民营院团在经营方式上更加灵活。以郎溪县皖南花鼓戏剧团为例，该团商演订单遍及江苏高淳、溧阳、溧水，浙江长兴、安吉等地，2021年疫情期间，该团总演出也达到9个月，演出560场。

第四，剧种的影响力明显下降。虽然少数民营院团表现出了较强的创作及市场开拓能力，但无可否认的是，皖南花鼓戏的的确确是衰落了。2017年12月，文化部发布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成果，皖南花鼓戏被列为“发展一般的剧种”。2021年，在文旅部艺术司、财务司的一个函件中，皖南花鼓戏首次获得濒危剧种公益演出项目支持。近期在上级文旅部门的有关文件中，又被表述为“濒临失传剧种”。据了解，所谓“濒危剧种”“濒临失传剧种”，是上级文旅部门出于对皖南花鼓戏传承发展的支持、关心，并非是皖南花鼓戏已经到了濒临失传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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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1980年代以来皖南花鼓戏4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两次改制对剧种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笔者以为，剧团改制并不是剧种或兴旺或困顿的根本原因，市场才是决定剧种生存质量的根源所在。剧种衰落自上世纪末已开始，发生在此次改制之前，即便不改制，剧种也必然随着市场萎缩而衰落，无可避免。全国各地小剧种的发展历程已共同验证了这一事实——传统戏曲生态空间在不断压缩、市场需求在不断萎缩。

第一，剧种地理传播空间不断压缩。最早的皖南花鼓戏职业演出班社——四季班约在1895 年前后的皖南、苏南、浙西北的乡村诞生，他们扎根乡村，大量吸取民间表演素材，进行四季流动式打采演出，开辟了皖南花鼓戏原生态空间。解放后，苏南、浙西北等地乡村虽仍有演出需求，但正规剧团逐步消失。新中国成立至1980年代，宣城行政区划经过2次大的调整，原芜湖、黄山、池州、当涂等地皖南花鼓戏剧团也逐渐消失。地理传播空间的不断压缩，使皖南花鼓戏逐步从地跨皖苏浙三省交界区域的大地域剧种，变为主要在安徽省宣城市所辖宣州区、郎溪县、广德市、宁国市流行的小地域剧种。

第二，娱乐方式多元化的强烈冲击。娱乐方式多元化，如电视进入家庭等不断挤压传统戏曲生存空间。互联网尤其是手机上网普及后，网上快餐式、读图式文化消费，进一步改变或者说塑造了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演出节奏缓慢、元素陈旧的传统戏曲日益生存艰难。

第三，城市演出市场发育不成熟。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皖南花鼓戏即进入城市，但始终未能培养起城市居民的欣赏习惯。目前，皖南花鼓戏的演出仍主要集中在乡村，城市文化消费市场份额较低。笔者调查了6个民营院团2023年演出场次情况，显示全年共演出皖南花鼓戏1322场，其中城市308场，仅占23.30%。

第四，观众人群年龄日趋老化。据民营院团反映，在皖南、苏南、浙西北农村有一批对皖南花鼓戏有“感情”的人，但即使他们是新中国成立时出生的，也已经是“古稀”之年了，基本上不能够在剧院里做观众，开始由“看戏”转为“听戏”了。而且他们喜欢看的、听的基本是自己熟悉的传统小戏，如《小清官》《乔麦记》《打龙袍》《梁山伯与祝英台》《平顶山》《双合镜》《珍珠塔》等。近年来推出的现代小戏，被老年观众主动点单的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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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开头的问题，面对生态空间不断压缩、市场需求不断萎缩的窘况，是否可以通过恢复皖南花鼓戏国有剧团解决传承发展问题呢？

恢复国有剧团的目的无非是三个方面，一是出精品，二是育人才，三是促传承。在实现这些目标上，国有剧团似乎比民营院团更有优势。所以，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恢复国有剧团不失为更好地传承发展皖南花鼓戏的一个选择。

但是，恢复国有剧团并不意味着必定能够实现这三个目标。国有剧团与民营院团相比，其优势是能够调动更多的公共资源，其劣势是经营方式不够灵活，在开拓市场的能力上不如民营院团，开拓市场的愿望也不如民营院团强烈。如前所述，市场需求决定剧种生存质量，设想一下，如果恢复后的国有院团缺乏开拓市场的能力和进取精神，依赖于财政供养，又怎么能实现上述三个目标呢？

所以，如果恢复国有剧团，笔者以为当采取“多养事少养人”的市场化经营策略。即：1.编剧、导演、作曲等创作人才，要坚持市场化购买服务的路径，不进入剧团，剧团以表演人员为主；2.给予演职员正式国企员工身份，但财政每年仅拨付维持基本运转经费和少部分人员工资，大部分人员工资须依靠剧团通过承接商业演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创作新剧目、送戏下乡、送戏进校园等）自行解决；3.剧团职工服务达到一定年限后，或10年，或15年，或20年，可完全享受正式国企员工工资、福利、退休等待遇。

采取这种倒逼的市场化取向的策略，理论上是可以打造一个具有竞争力、创造力的国有剧团的。但也仅仅是理论上，实施起来还需要更精细的制度设计以及对制度的长期有效执行，同时也要有承受失败甚至带来反效果的心理预期。因为，如果恢复国有剧团，优秀的皖南花鼓戏表演人才会相对集中到这个团，对民营院团而言，将可能面临人才流失、市场份额尤其是政府购买服务市场份额减少的局面，生存压力大幅度加重，甚至一部分将会被市场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恢复后的国有剧团不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皖南花鼓戏在传承发展上将可能面临更大的困境，乃至成为真正的“濒临失传”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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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恢复国有剧团，还是继续扶持民营院团，笔者以为，有几项工作是可以做的：

第一，坚持实施皖南花鼓戏孵化计划。自2019年起，宣城市委宣传部每年安排100万元实施皖南花鼓戏孵化计划，至今已孵化33个小戏、3部大戏、10件经典选段和戏歌，评出优秀青年演员6人，2部作品入选国家舞台艺术重点创作计划、4部作品参加全国性展演。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这种竞争性的创作激励政策是有效的，应长期坚持下去。

第二，委托培养皖南花鼓戏演艺人才。当前皖南花鼓戏在演艺人才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许多青年演员唱黄梅戏出身，花鼓戏唱腔、道白不够纯正。这个问题民营院团很难解决，国有剧团也不容易解决。江苏省常州市锡剧团的经验是：每十年委托艺术院校培养一批锡剧演员，培养费用由锡剧团承担，毕业后进入锡剧团工作，满5年后即使离职也不追回培养费用，不满5年则按合同约定追回。这个经验有借鉴意义，可以由政府与皖南花鼓戏民营院团共同委托培养，也可由政府委托培养，民营院团使用。

第三，积极推进剧种声腔改革。一个剧种得以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音乐唱腔是否合乎时代的审美和需求。皖南花鼓戏在普通观众中并不卖座，它不如昆曲好听、不如豫剧好懂、不如黄梅戏好唱、不如京剧大气。在声腔改革上，皖南花鼓戏应向黄梅戏学习，以好听、好唱、听得懂为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可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大胆创设新腔。皖南花鼓戏有4大主腔、80多种花腔小调，声腔改革可以向内，灵活运用4大主腔及花腔小调，也可以学习其他剧种及民歌、歌剧等的长处，淡化程式，大胆借鉴，派生新腔，追求视听上的效果，只要改编的唱腔富于时代气息、合乎人物性格基调，同时又在神韵上与皖南花鼓戏音乐风格保持一致，就可以积极尝试。

二是引进作曲新人。当前皖南花鼓戏作曲代表人物是王春声和周道新，他们能够承担起皖南花鼓戏作曲任务，也一直以推进声腔改革为使命，但着眼于好听、好唱、听得懂的目标，还必须引进作曲新人。2022年宣城市组织了皖南花鼓戏戏歌（戏腔歌曲）、经典选段征集活动，目的是吸引作曲家通过参与皖南花鼓戏戏歌、戏腔歌曲创作熟悉剧种音乐，进而进一步参与小戏、大戏的音乐创作，为皖南花鼓戏声腔改革注入活力。

三是鼓励扶持新作。皖南花鼓戏戏歌、经典选段征集评选工作需长期坚持下去。戏歌着眼于吸取时尚元素，推出一批符合年青人欣赏习惯、易于传唱的新鲜曲目；经典选段着眼于内挖潜力，推出一批唱腔优美、表演精彩、充分展现花鼓戏特色、能流传下去的选段作品；共同目标是不断推出普通观众喜欢听、听得懂的皖南花鼓戏作品，逐渐唤起社会对皖南花鼓戏的热爱并提高观众的欣赏兴趣。

第四，培育扩大剧种受众群体。首要一条是用好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在设置送戏进农村、进校园等招投标条件时，可以将演出皖南花鼓戏新创剧目、戏歌等作为必备条件，同时要禁止中标后的转包行为，为长期从事皖南花鼓戏传承的民营院团加持竞争优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送文化年货、艺术化宣讲等，也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民营院团开展。其次，广泛借助新媒体促进皖南花鼓戏的传播。在“互联网＋”时代，戏曲生态空间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但要推进“互联网＋戏剧”，必须适应网络传播规律：一要有味，即内容题材有时代意义；二要好听，即旋律优美动听，能吸引人打动人；三要好看，包括扮相美、动作难等；四要短小精悍。最后，要积极培育城市消费业态。可依托现有场馆，以购买服务形式委托民营院团运营，每周固定时间演一二场，不收门票；戏剧、曲艺、民间文艺等均可登场，突出皖南花鼓戏。通过这种固定时间、场地演出的形式，培养名角，培育观众。

总而言之，市场需求决定剧种生存质量。无论是国有剧团还是民营院团，要发展好都必须拓展生态空间，都必须采取市场化的经营策略，都必须接受市场这个“试金石”的检验。同样，政府实施戏曲孵化、购买服务等政策，也必须建立市场化的、竞争性的制度机制，这是确保公平公正的需要，是政策能够行之有效并长期执行下去的需要，更是在财力有限情况下撬动剧种发展的现实选择。对皖南花鼓戏这个地域性小剧种而言，更要合理确定其发展定位，在传承基础上拓展生态空间，而不是拿梅花大奖之类。所以，皖南花鼓戏传承发展当前最需要的是适度加大财政投入，实施戏曲孵化、购买服务、委托培养演员、鼓励网络传播、建立城市固定演出场所等政策措施，恢复国有剧团并不是当务之急，也不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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