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友谊花海中的一朵小红花
更新时间：2025-08-06 15:01 浏览量：1
我上小学的时候，曾纯粹凭借嗓音条件考上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少年儿童合唱团，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演出十几场，不仅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洗礼以及顶级艺术的熏陶，还和所有演职员一起受到开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这使我感到无比光荣和幸福！（扩展阅读：《“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台前幕后的故事”主题座谈会后记》）
但是北京小朋友给中外领导人献花的好事，从来没轮到过我。看着班里同学代表中国少年儿童去给外宾献花，我真是好羡慕。我最羡慕的，还是我的三姐晓红。
晓红姐他们在后台准备上场。（图源：作者供图）
作者的三姐晓红（右二）与小伙伴合影。（图源：作者供图）
请看1964年晓红姐在人民大会堂给外宾献花后和小伙伴们的合影。她那种从心里往外透出的自豪、幸福和美丽，象征着新中国少年儿童的优质特性，体现出60年代成长的女孩子健康又大方、漂亮又勇敢的时代气质。她上初中时，曾和6个小伙伴瞒着家人从广西中越边境翻山越岭参加抗美援越，也就不足为怪了。（扩展阅读：《少年立志出乡关——我难忘的抗美援越之行》）
晓红姐从小就品学兼优，而且还能歌善舞。她曾带领宿舍大院的小朋友身着对襟衫、宽腿裤，戴着渔夫帽，在外交部出国人员家属暑假文艺汇演中，演出了越南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演唱《解放南方》。难怪邻居龚澎阿姨（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曾经是我们姐妹兄弟的监护人）把她认做干女儿呢！
晓红姐是班里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还当上了中队干部。她从二年级起就被学校指派去给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献花，其他参加献花的小朋友大都是从三年级开始入选的。一般是献几次就换其他同学了，但晓红姐参加献花的机会一直延续到她小学毕业。可以这么说，晓红姐他们这些活泼可爱的少先队员为配合新中国外交事业冲破封锁、拓展“朋友圈”，体现了最为真诚的外交温度，使外宾此前可能存有的心理距离感随之消融。
那是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红色60年代。凡是外国贵宾来访问，或者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归来，总有一群很有礼貌又快乐的男女少先队员在飞机降落之后跑上前去，先向来宾敬少先队队礼，然后把鲜花送给他们。
那时不像现在就只有两个少先队员，一个给外国元首献花，另一个给夫人献花，而是要给外国代表团所有成员献花。当年给元首和夫人献花的小朋友称为“主献”。每次活动都是由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和北京市委外事办的干部安排。
三姐晓红和比她高一年级的于进同学基本上每次都是“主献”，献过花的贵宾包括：老挝苏发努冯亲王、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非“主献”小朋友要给其他代表团成员献花，有一点很关键——不能认错人。有时外国代表团的人比较多，小朋友找不到外宾，急得团团转，这时，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马上给予指点。
北京其他小学的同学也有过献花经历，但像晓红姐这样常年担任“主献”的为数不多。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母校——北京育才学校是从老根据地迁来的寄宿制学校，同学们都住校的缘故。
我们学校的原名叫“延安保小”，建于抗战时期的1937年，全称为“陕甘宁边区保育小学”，后来与第十八集团军抗日军属小学（抗小）、晋察冀行知小学和晋冀鲁豫光明小学合并，改名为“华北育才学校”。
井陉县华北育才小学旧址（图源：《石家庄日报》）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党中央派骑兵班护送全校师生转移，行军2000里，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察冀边区。有关故事被谢晋和徐庆东导演（其父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徐永煐老前辈）搬上大银幕，即电影《啊！摇篮》。因此，我们一直过的是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好处包括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还可以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正因为住校，“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所以召集大家参加迎宾、大型演出等集体活动也比较容易。（扩展阅读：《从马背摇篮到先农坛——记我的母校，北京育才学校》）
如前所述，经音乐老师考试入选少儿合唱团的我和晓红姐以及其他同学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演出结束吃完夜宵后，乘坐大巴一起返校也很方便。但是一遇到寒暑假，去机场迎宾这样的活动就不太好召集人了。所以学校就订立了一个短名单，一旦外宾来访，就电话通知名单上的同学，晓红姐就是其中之一。
也许是学习别国经验，或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待客礼仪，以及出于“团结世界上一切正义力量”的考量，当年迎接外宾往往上下一心总动员，有一种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大事的感觉。迎宾场面宏大，且洋溢着昂扬向上的真情实感。
1964年3月15日，毛主席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访问亚欧非十四国归来。（图源：网络）
一般情况下，迎接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兄弟党的领袖是在北京机场停机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好让外宾一下飞机就有宾至如归之感。而后，外宾再由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其中，接待规格最高的，是乘坐敞篷汽车行驶在长安街上，一路受到多达几十万的首都人民群众载歌载舞的夹道欢迎。
1973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机场停机坪迎接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墨西哥贵宾。在北京十里长安街上，夹道欢迎的热情群众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层。车队慢慢驶到天安门时停了下来，埃切维里亚总统在周总理的陪同下走下礼车，向欢迎群众频频挥手致意。这样热烈的场面令不少墨西哥朋友感动得热泪盈眶。（图源：网络）
首都人民群众夹道欢迎越南贵宾。（图源：网络）
1973年秋，澳大利亚总理访问中国，受到首都人民群众夹道欢迎。（图源：网络）
当年，由于西方世界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禁运、封锁和打压的态度，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和极少数西方国家（截止1976年底合计共有98个），但大型迎宾活动还是经常举行的，即使没献过花的小朋友也有很多机会参加迎宾活动。我们或是挥舞着纸花，高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或是跟着小号手的号声，敲打队鼓（直到现在，我还会打三组队鼓的鼓点，这让两个女儿感叹妈妈的摇滚架子鼓打得很前卫），少先队队旗在鼓号队旁迎风飘扬。
少先队旗手和护旗手（图源：网络）
虽然是小角色，也需要提前数小时到机场，或是在长安街旁等待外宾的车队陆续通过，但我们都很有组织纪律性，觉得很光荣也很开心。在我的记忆中，我参加机场迎接的外宾就有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等。有一次，我们在机场迎宾，足足等了一整天，学校辅导员老师还给大家发了汽水和面包。至于参加长安街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民群众夹道欢迎活动，就不计其数了。
而参加献花的晓红姐和她的小伙伴则不同了，他们在机场有休息室，发的服装也很漂亮。每次活动前，他们要先去北京市委大楼四层的办公室换新的红领巾和漂亮队服。夏天服装如文首照片所示，是白色长袖衫和背带百褶裙，其他季节有毛料裤子和漂亮的呢子短大衣，还有很好看的红皮鞋。换好衣服后，到崇文门花店去取鲜花，那都是已经包好的花束，“主献”的花束比较大，配得最雅致、最好看。
晓红姐他们享受的“特别待遇”还包括：常常有机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交谈，受到鼓励和夸奖。记得晓红姐跟我说过，他们几乎每次都能超近距离见到周总理、陈毅外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有一次，因为外国代表团是清晨抵达，晓红姐和她的小伙伴们献花后，由辅导员老师带着在机场餐厅吃早餐，看到周总理也在餐厅，大家就立刻围了过去。周总理的早餐太简单了！就是一杯牛奶和几片很普通的面包。周总理非常亲切地问大家是哪个学校的，得到回答后，总理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在场的小朋友都很激动。
还有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给西哈努克亲王献花之后，所有小朋友都留下与外宾和首长们一起欣赏文艺节目。晓红姐坐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负责人旁边，这位领导同志还问长得像洋娃娃似的晓红姐是不是维吾尔族小姑娘呢！
作者的晓红姐小学毕业照
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那一年来北京观礼的外宾非常多，国庆前晓红姐已经去了好几趟机场。
其实，我也有让姐姐羡慕的时候。周总理和陈毅外长出访亚非14国归来时，爸爸带着我去机场迎接总理，而我，就站在外交部领导干部欢迎队列的第一排。只是由于胆子小、个子矮，又夹在两位大人中间，没能和总理握上手，真是遗憾极了！但这次却是我离毛主席和周总理距离最近的一次，终生难忘！
多年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我在42街/一大道的路口等红绿灯，旁边站着一位非洲国家外交官，他看我像是中国人，就主动和我说话。他说他非常崇拜毛泽东和周恩来，60年代还跟他们国家元首访问过北京！可惜我把他给我的名片弄丢了，否则我可以发电邮告诉他，我也许就在欢迎的队伍里呢！
从7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部门出于种种考量，对迎宾礼仪工作进行了改革，逐步取消了机场迎宾和长安街夹道欢迎，从而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步形成并直至70年代初期的大规模群众迎宾活动成为了历史。
但我们姐妹作为有幸参加具有国际主义里程碑意义的迎宾活动的北京少年儿童，并作为受到伟人亲切接见以及合影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小演员，在友谊花海中亲眼目睹开国一代领导人的非凡风采和心怀天下的亲切魅力，也亲历见证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