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水流红

更新时间：2025-06-18 09:20  浏览量：1

作为一部家喻户晓的戏曲作品，数百年来，《西厢记》通过演、编、改、评得以代代相传，映射出中华戏曲文化的非凡创造力。墙内开花，墙外也香。在法语世界，《西厢记》也是一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经典戏曲作品。研究《西厢记》在法语世界的跨文化传播，不仅有助于还原中国戏曲全球化传播的历史图景，深化对戏曲跨文化传播规律的认识，亦能为我们推动中华戏曲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外戏剧交流互鉴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多情早被无情恼

曾为法国贵族藏品的康熙绿彩西厢瓷器 作者/供图

如今，在法国集美博物馆，陈列着以《西厢记》为主题的“西厢瓷”，其中众多粉彩、青花瓷，均为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景德镇烧制。在清代，《西厢记》盛演不衰，深受百姓喜爱，进而成为瓷器装饰图案。在法国，这些瓷器曾被不少贵族收藏。中法海上贸易历史悠久，这些“西厢瓷”抵达法国的年代很可能早于戏曲的译介传入，“西厢瓷”的传播实际上构成了《西厢记》在法国早期传播的一种特殊途径。

1728年，法国汉学家马若瑟在《汉语札记》手稿中首次提到了《西厢记》。马若瑟精通汉语，长期生活在中国，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将《赵氏孤儿》译为法语的汉学家。在《汉语札记》中，作者在“因风格优雅而受称赞”条目下提到了“名为‘西厢’的喜剧的作者”，这是历史上法语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西厢记》。

18世纪以来，中法两国已经通过商贸与传教活动建立了联系，但中国戏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受到关注。在文学领域，传教士更为热衷研究与翻译反映中国人思想与处世之道的“四书五经”。直到19世纪，法国汉学家才意识到，戏曲是了解中国风俗习惯的重要窗口。换言之，舞台上的悲欢离合才是中国人真性情的流露。由此，法国汉学家开始将目光投入到中国戏曲上来，《西厢记》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视野。1833年5月17日，法国人第一次从《欧洲文学报》上读到了法籍汉学家儒莲关于《西厢记》的第一折译文。为激发读者的兴趣，儒莲还在按语中向读者介绍起这部中国经典，努力“招徕”读者。他称，《西厢记》是中国戏曲中的“一流之作”。

儒莲所译的《西厢记：十六幕喜剧》直至他逝世7年后的1880年才得以出版，成为西方首部《西厢记》译本。曲词是戏曲的灵魂，亦是儒莲倾注极大心血的部分。为了展现其相较于前辈的突破，他特意采用法汉对照的形式来呈现曲词。例如，第一本第四折中的唱段【鸳鸯煞】：“你有心争似无心好，我多情早被无情恼”。儒译处理为：“假如您内心情意绵绵，为什么装得心不在焉？我，为爱心神激荡，却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内心毫无爱意之人的折磨。”（本文作者据法文回译）儒译的处理画面感十足，传递出了曲词蕴含的情感张力。第二位翻译《西厢记》的法国汉学家是蓝碁。2015年，其法译版本由法国美文出版社出版，在理解原文与语言表达方面较儒译有不小的进步。2024年，法国又出版了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西厢记》。近两百年来，《西厢记》还通过小说、电影、话剧、连环画与漫画等形式在法国频频亮相，表现出从学术化向大众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堪称“中戏西渐”的典范。

中国爱情故事在法国的改编与诠释

马若瑟手稿中提到《西厢记》作者\供图

汉学家蓝碁《西厢记》译著封面作者\供图

在中国，《西厢记》不断被改编上演，呼应的是中国人对爱情的憧憬与想象。而在法国，《西厢记》一共经历了两次不同程度的改编，形成了两版不同的爱情故事。

莫朗是历史上第一个改编《西厢记》的法国人。他青年时期就开始学习汉语，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曾来华从事翻译与外交工作，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难得的是，莫朗能跳脱法国汉学界对《西厢记》的僵化认识，将它改写为一部小说：《恋爱中的少女莺莺——十三世纪中国爱情小说》。从中国古典戏曲到法国小说，体裁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保证故事节奏流畅明快，一部分唱词也被融入对话中，而另一部分有浓厚抒情色彩的唱词则被尽可能保留了下来。

一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堪称千古绝唱。枫林披霜，红得醉人，莺莺只道是别离之人用泪水染成。莫朗凭借想象，改译为：“那霜虽冷，却不及离别之泪冰寒”，将冰霜的冷冽与泪水之寒勾连，自成一番妙境。这种重塑曲词修辞逻辑的方式省却了泪与血之间深层的中国文化隐喻，却以易于领会的方式，向法国读者传达了情人别离时的心痛，保留了中式爱情独有的诗意。

2011年7月29日，在世界三大戏剧节之一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上，台下观众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到了一部极具特色的作品上。这与他们所熟悉的本土戏剧截然不同：从演员纤巧的表演、服装造型到舞台陈设，无不洋溢着浓郁的东方古典韵味。这就是上海戏剧学院与法国黑橡树剧院合作排演的话剧《西厢记》。其创作堪称“中西合璧、古今相宜”：法国导演吉拉斯先对儒莲译本进行删改，剧作家曹路生再将与之对应的杂剧部分改为中文话剧，最后由上戏演员表演，通过法语字幕翻译让现场观众听懂。由于删减了唱词，强化了念白，张生与莺莺的人物形象不如中国传统舞台上的清爽淳朴，也少了些爱情的朦胧与诗意，却不经意间透出一股法式的浪漫，平添了诙谐幽默，这些都让这版《西厢记》接上了法国的地气。

中法戏剧文化交流互鉴

《西厢记》法语连环画封面 作者\供图

《西厢记》的译介见证了中国戏曲文化海外传播的百年历程。翻译中国古典戏曲，需要译者融通古今、贯通中西，极具挑战性。针对汉学家翻译作品的研究，更需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就理论而言，一方面，要考察他们平衡中法语言文化，在戏曲词汇、句式、修辞、典故、叙事等各个方面的处理策略；另一方面，则要探讨限制与影响《西厢记》翻译活动的诸种历史文化因素，分析其翻译规范的演变，围绕译介主体、途径、模式、效果等层面建构《西厢记》的法译史。同时，还要看到汉学家的翻译并非完美无缺。从实践角度来看，要辨析汉学家错译或译不到位的地方，总结经验得失，从中提炼出戏曲翻译实践的规律。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融入我国历代学者的戏曲研究成果，激活戏曲本体研究的价值，站稳中国文化本位，不断深化对《西厢记》文本内涵的认识，为向世界传播好这部经典戏曲作品奠定坚实基础。

事实上，中国戏曲的海外改编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文本与文化符码转换过程。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的“西戏中演”早已为人熟知，一些剧目还通过越剧、川剧、河北梆子等地方戏在国内上演。我们应该看到，戏剧交流是双向多维的，伴随西方戏剧“走进来”，中国戏曲其实也在“走出去”，《西厢记》在法国舞台上的改编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中戏西演”涉及对戏曲艺术表现形式与各类戏曲文化元素的重构，包括戏曲情节、人物、音乐、服饰、舞台设计等方面的本土转化。这些都正在反哺中国戏曲的发展，为其守正创新与现代转型提供实践路径。此外，广义的改编与传播还涵盖《西厢记》的法语小说、漫画、连环画、无声电影字幕、台词字幕翻译，乃至法国博物馆“西厢瓷”的解说。这些传播方式、载体不一，内容有别，但都为法语世界输入了曲折动人的中国爱情故事，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这样生动的人物形象，共同构筑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

戏曲的跨文化传播同样是一个戏曲学术化传播过程。早在1934年，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的旅法学者沈宝基便以其博士学位论文《西厢记研究》开启了海外《西厢记》研究的学术历程，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该剧的关注。2018年，蓝碁首次运用拉康精神分析法探讨了张生“草桥惊梦”一幕的内涵，其研究思路有别于国内传统的戏曲研究，结论令人耳目一新。纵观《西厢记》在法国传播中产生的译评、剧评、文学史评等文献，法国学者在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法、艺术形象、美学传统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探索，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戏曲艺术的本质，把握中外戏剧的差异，深化对这部戏曲典籍的认识多有补益。

总之，中国古典戏曲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要以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戏曲，让中国戏曲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绚丽的光彩。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厢记》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中外戏剧交流互鉴研究（1833—2023）”负责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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